来源 :上观2026-11-17
一、美学转轨:从现实主义转向生活化气氛营造 长期以来,上海电影是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形象符号和可追溯的精神谱系存在。随着对上海电影学派构建的学术自觉不断增强,学术界近年来开始系统地梳理上海电影相关概念。从狭义层面来看,上海电影的影像呈现一般以上海地域特色为显著标志,以上海城市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以及上海影业机构出品的具有上海文化风格的影片,被囊括在上海电影的指涉范围之内。从广义层面分析,上海电影超越了区域电影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电影的突出特点。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贯穿于上海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关注社会现实方面,上海电影的作品总能紧扣时代脉搏,通过细腻的叙事手法和鲜活的角色塑造,真实再现社会风貌与人民生活。它们不仅记录具体的社会事件,更深入挖掘时代精神与社会变迁的深层含义,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社会责任感。"扎根社会、贴近人民,是上海电影的核心创作导向,其影像始终对时代进程中涌现的重要议题保持高度敏感。这种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观念,支撑上海电影铸就了辉煌的历史。 在现实主义的经典创作范式中,艺术与生活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张力。现实主义观念指导下创作的艺术作品,总是被视为一面高于生活的棱镜,其使命在于通过典型化提炼,对日常生活进行再现与超越,生活经验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因此有所收束。欣赏此类艺术作品时,受众有关日常生活的美学审视也随之被理性至上的美学判断替代。从美学研究的初衷来看,亚历山大·鲍姆加通(Alexander Baumgarten)创立美学的本意,是构建一门关于感性认识的理论,但是,这一初衷并未得到继承,反而被狭窄化为一种评判艺术品的标准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为“判断美学”。在这种美学观念的作用下,艺术创作与生活本身进一步分离,从而使得日常生活本身的审美价值也被忽视了。一批又一批艺术作品在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的同时得以生产,固然成就卓著,然而,在全球影像美学日益注重感官同频与微观聚焦的今日,传统创作方式也面临着如何与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实现内在连接的挑战。 面对“判断美学”的局限,格诺特·波默(Gernot B?hme)的“气氛美学”(Atmosphere Aesthetics)进行了一次美学研究方面的思想革新。波默引入的概念“气氛”将美学研究拉回到对感性的关注之中,他明确指出,“感性的第一论题并非人们知觉到的物,而是人们感受到的东西:气氛。”在波默看来,知觉的第一对象是气氛而非某种具体的客观实在。这是一种介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居间性存在,既不能单纯地归入主观印象,也非客观的物质形态,而是通过身体感知所能体验到的弥漫于空间中的感性场域。同时,“气氛美学的批判潜能,首先针对的是对审美低级领域的辱骂,并指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合法性。”波默的这一论述,不仅为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归正,更有助于重新激活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感知,进而打破“自律艺术远离生活”的固有认知——艺术可以扎根日常生活,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气氛也可以具有生活化的特质。 二十世纪末,全球性的美学转向早已悄然发生。“从1895年维尔德提出‘艺术与生活真正结合’的憧憬,到未来主义艺术家打出‘我们想重新进入生活’的纲领,现代主义艺术早就开始了艺术向生活的转化。”这一思潮在影像领域中的实践方兴未艾,也为上海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面向,不仅是承接其业已积累的富饶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宝库,更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美学的现代化转化,使得对现实的“再现”转变为对生活本身的“呈现”。 近年,上海电影的相关创作已经主动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创作范式,将创作重心转向对气氛的营造,尤其注重生产一种“生活化气氛”。这种感性场域尤其关注琐碎细节还原,高度接近日常本真。“电影要抓住观众,必须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通过电影“空气”,或是说转译为现代意义上的气氛营造,观众可以获得具身浸透,从而实现由观看电影到体验电影的美学转型。 人工智能技术重塑影像生产与观看方式的时代背景下,全球的电影叙事分化为两种主要发展趋势,“一种为信息浓度暴增,通过高倍的信息轰炸与视觉、听觉等感官的全面冲击,引起普通人的情感共鸣与观影兴奋度;另一种为传统、缓慢、真实、朴素的各种古典叙事表达方式。”算法冲击的浪潮中,营造生活化气氛的美学实践与后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有契合之处,其捍卫了细节积累对于艺术形式的重要价值,证明了特定地域情感的具体性展示可能是化约普遍人性的一种路径。这不仅是美学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姿态,因为这种形式特点与城市经验的变迁和电影生产语境的更迭密切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上海的都市特点已经高度成熟,其影像表达不必再聚焦于地标景观的形象再现,而是逐步转向在地生活中具体的人际往来。同时,在媒介环境加速变化的背景下,及时性的情绪传导和身体交互成为影像连接个体的重要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上海电影创作开始重新评估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探索一种区别于传统典型化表达的生活化气氛营造路径。那么,上海电影如何通过影像创作营造这种生活化的美学气氛,进而依托这种气氛的审美特质,构建并发展出一种既立足海派空间、又呼应全球美学的电影艺术范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直接关系着一个地域性乃至可以代表中国电影的美学流派的历史演进,更关乎新时代、新语境下中国电影在面对新的观众和媒介环境时,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模式创新。 二、日常空间:生活化气氛的生成场所 近年,上海电影创作中生活化气氛的生成,首先是日常空间的选择与表现。空间的呈现方式,历来是电影创作的重要议题。传统电影空间理论多侧重于把空间视为叙事发生背景或意识形态载体,强调其符号学功能,相对忽视空间作为被感知对象的维度。受到生态学“自然美学”影响的波默,在论述气氛美学的过程中,极为重视身体在特定处境中的具体感受,“当我进入某个空间,我就以某种方式被这个空间所规定了。此空间所带有的气氛对我的处境感受(Befinden)来说是决定性的。"在波默看来,气氛本身被界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可被感知的弥漫性存在,它不是客观的空间属性,也不是主观的心理投射,但是,它需要由客观的环境条件激活,才有被主观加以经验的可能。从此意义来说,影像表现空间作为气氛的物理载体,直接影响了感性体验的形成方式。 与早期上海电影的银幕呈现相比,近年上海电影的空间选择总体呈现出从戏剧化典型环境到沉浸式日常空间的美学嬗变。这种创作态度的转变,使得上海电影中的空间设计逐步摆脱其作为戏剧表演舞台的功能,转而成为一个遍布日常肌理与情感温度的有机存在。城市空间的典型化和戏剧化,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彼时的电影深受左翼思想影响,致力于通过空间叙事直接表现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城市空间被精心构造成一个充满情节张力的典型环境,其首要功能是服务于揭露社会矛盾的宏大叙事。以《神女》(1934)为代表的影片呈现的上海街头空间,不仅仅指向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更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交织出现的寓言讲述场。“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的街道意象正是类似19世纪巴黎拱廊街一样的辩证意象,它既是技术进步和现代性的展示窗口,也是商品拜物教和阶级矛盾的暴露场所。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城市,街道正是一个不同历史时代和文化痕迹共存的奇异空间。”以《马路天使》(1937)为代表的影片,则充分利用蒙太奇手法,将空间舞台的对比功能发挥到极致,镜头的运动模式带出社会结构的暗示,直指旧社会上海城市内部充斥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种影像自上而下的有序位移,表现出导演对上海整个都市生活的立体透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是一个精心布置的人工场所,影片中再现的上海都市不是对于客观景物的简单摹写,而是被提炼和组织为具有明确所指的艺术符号,与影片的叙事共同组成一个与现实有所间离的意义结构。 经过时代变迁与社会语境转换,上海电影中的空间观念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型。城市不再是服务于戏剧性叙事的奇观式背景,空间的能指与所指渐趋合一,成为一个可供品味的日常空间。其中,公共空间多在影像呈现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定期出现的活动场地,是生活化气氛的扩散锚点;私人空间则以其内向性成为气氛凝聚的容器,为个体情绪提供容纳空间,是生活化气氛生成的情感核心。 (一)作为气氛扩散锚点的公共空间 近年来银幕上海的都市呈现,逐步减少了对于陆家嘴、外滩等城市地标的依赖。城市地标承担着城市识别功能,成为影片呈现都市现代性的重要视觉符号。这类景观虽然能够快速建立地域认知,但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经验存在一定距离,容易变成奇观展示存在。借用相关研究者对于奇观电影的描述,“这些场面有时甚至游离于故事或人物关系之外,进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视觉表现价值。”真正能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上海城市时刻,溶解在充满烟火气的流动空间之内。这些空间,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其作为表演元素的职能,是片中人物定期进入、具有行为惯性的相对固定的日常空间,是角色人际交往、情感流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为气氛的扩散锚点。作为人物生活轨迹中反复出现的习惯性场所,其中事件多围绕吃饭、聊天、等候等休闲行动展开,场所本身不承担强冲突叙事,但是,为气氛制造提供可重复的空间依托。 这种公共空间,是最具体和稳定的气氛制造者,通过人物的重复抵达,生活化气氛从锚点开始生发,最终弥散至整部影片。《爱情神话》(2021)中的“修鞋摊”,是极具代表性的日常化锚点。它并非关键情节发生地,却是老白与小鞋匠交谈、解惑的固定场所,并且完成了“空间-情节-气氛”的同步推进。老白初次来到修鞋摊修补高跟鞋,小鞋匠凭借品牌价格判断出鞋子主人与老白的生活节奏并不适配。这个场景,以交付鞋子这一日常行为开启两人的自然闲谈,修鞋摊由此完成第一次定调,成为上海市井生活的微型缩影,为全片生活化气氛的生成打下基底。老白再度来到修鞋摊,困惑于“为了情感的付出值得与否”,小鞋匠以一句“没有值得和不值得,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给出通透直白的判断。同一锚点的重复使用,让对话开始深入有关人际关系的思考,生活琐谈的气氛也随之沉入人生审视之中。 《拼桌》(2026)中专做本帮菜的欣欣饭店,也可看作是气氛扩散锚点的又一案例。陆拾谷与张嘉怡两位主人公经常在午休时来欣欣饭店用餐,因为上海老弄堂里的小馆空间有限,不得不经常要求陌生人之间“拼桌”,空间的物理限制直接催生了人物关系的起点,为人物间的初次寒暄创造了最自然的条件。饭店的烟火气息和本帮菜的地道表现,使得生活化气氛由此生发。两人在欣欣饭店这一锚点空间反复相遇,重复的拼桌行为促使他们敞开心扉,彼此的陌生感逐渐消融。这一公共空间以相对稳定的空间场景,实现情节的步步推进与气氛的逐层生成,人际互动中的情感意向随之体现。 (二)作为气氛凝聚容器的私人空间 如果说公共空间更多注重于生活化气氛的扩散,那么私人空间专门收纳人物的个体历史与内心积淀。与公共空间不同,它的空间形态多集中于人物的栖居之所,掩藏无法在公共空间中表达的强烈私人情感,成为气氛凝聚的容器。情感化容器的核心功能是通过独特的空间陈设和人物互动,直接反映个体心理活动,从而制造出一种风格化的气氛。这正体现了伊丽莎白·施特勒(Elisabeth Str?ker)意义上“渲染的空间”的概念,空间本身被赋予了特定的情感色调与风格。 《好东西》(2024)中的女性公寓是气氛凝聚容器的典型。小叶的出租屋里种满大量蔬菜,可是她本人并不做饭,这可视作是对回归生活本源的深层渴望。在王铁梅视角的主观镜头里,可以看见小叶家里囤积着大量的生活用品,远超基本所需,这并非简单的生活习惯,而是人物内心焦虑的物化表现。房间中央放置着一只白色的大象雕塑,这不是普通的室内装饰,是被作者刻意安放的经典隐喻,象征着人物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或真相,有论者认为这种空间元素“保留着主体的乌托邦”。除此以外,影片中虚拟人物的居所也通过家具陈设细节,暗示出人物自身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偏好,并进一步反映出上海现代都市生活中个体化的居住经验。 《菜肉馄饨》(2025)中的老弄堂家宅也是一个承载着家庭记忆与代际情感的气氛容器,家宅各处角落都保存着老汪对逝去妻子的思念。老汪会定期在亡妻的照相前摆上一块她最喜欢的檀香皂,并每周包一次亡妻拿手的菜肉馄饨。这些日常行为已经带有仪式色彩,使原本静态的居住空间逐渐积累情感意义,也为其中的生活化气氛增添了一抹怀旧色彩。当儿子回到家宅之后,这一空间又开始承载新的家庭关系变化,父子之间的关系波动也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展开。私人化的空间呈现并没有削弱空间的叙事功能,反而使其获得了更丰富的情感维度。空间因而不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板,成为折射人物心理状态、连接人物关系,并引发观众情感体验的重要媒介。 三、散文诗学:生活化气氛的淡化结构 空间基础的全新转向,为生活化气氛的营造提供了融入日常的物理所在,然而,空间本身并不等于气氛——在电影艺术中,一个生活化的空间容易成为“空的空间”,该空间还需要搭配特定的叙事手段,实现生活本身的流动,相应的气氛才有生成的可能。有关电影的叙事问题讨论由来已久,故事甚至一度被视作属于电影的本体维度,但是,在气氛美学的视角下,叙事或许只是电影气氛营造的手段之一。“对于电影美学而言,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将气氛视作电影的本体论基础,用一种不同的视野观照电影?即先感受电影的气氛,再理解电影的内容?”这一洞见对电影叙事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如果气氛是知觉的第一对象,需要被身体整体性地感知,那么,叙事对注意力的占有就必须为此腾出空间。当观众的关注点持续被高强度情节和刺激性冲突所牵引时,叙事情节的抓取力显然会压制其他气氛制造手段,生活化气氛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涌现。 淡化叙事的散文诗学承接自上海电影创作传统的一个支脉,将观众从“追踪情节”中解放出来,有效地为体验气氛腾出空位。这种对气氛的倚靠,使得上海电影一直尝试探索“去戏剧化”的创作范式,并且跨越传统视听语言的创作边界,让电影观看演进为一场调动受众全方位感官的身心体验。这一探索脉络,至少可以清晰地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以吴永刚导演的《神女》为代表,其对默片艺术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尝试和创新,“在叙事上一改传统中国电影‘影戏’套路,将一个充满强烈戏剧冲突的故事表现得含蓄、淡雅而散文化,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传奇性影戏传统的审美情境。”《小城之春》(1948)将个人情感高度提纯,外部社会背景似乎完全被抽空,淡化的叙事浓缩于破败的庭院、两男一女之间,使得以情绪和心理节奏为主导的叙事系统得以生成。《城南旧事》(1983)中,吴贻弓将这一源自上海的电影美学传统,成功地运用到一个非上海的故事中,并探索了破除习惯的“散文式电影”结构。郑洞天认为,“吴贻弓所谓‘看不见导演的导演’的观念,和他从《巴山夜雨》,经《城南旧事》,到《姐姐》为高峰的散文化追求,正是从纪实美学的哲理内核中提取了某些成分,在整休的视听流程里淡化叙事性,最终达到‘纯电影’的一种努力(其中也包括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的部分继承)。" 这种散文化的艺术形式,在近年的上海电影的创作中得到延续,并成功驱使观众沐浴在生活化气氛之中。其中之一,就是大量日常餐桌对话场景的设置。以《爱情神话》中的餐桌对话场景为例,如果根据“影戏”的标准审视,这是一种情节拖沓的表现,但在新的美学视角下,它们恰恰是生活化气氛生成的必要手段。观众的注意力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转移至体验“此时此刻的相处”。以老白邀请李小姐来家中做客的餐桌戏为例,原本精心准备的约会现场却迎来了格罗瑞亚、蓓蓓、老乌等不速之客。用餐时,人物只是以看似轻松的姿态介入对话,话题在感情和工作之间随意跳跃,镜头带过餐桌上的菜肴——带有“手作感”的随意摆盘。蓓蓓的眼神变化、老乌的插科打诨、李小姐的克制回应、老白的不知所措,人物所有反应都是低烈度的。然而,正是在这种“无事发生”的日常交谈中,人物关系中的微妙变化也在生活化气氛中被精确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叙事淡化不仅可以与其他气氛营造手段相辅相成,其本身也能产生独特的情感效果。同样在《爱情神话》中,老乌讲述他与索菲亚·罗兰的“爱情神话”的场景,其影像叙事可以视作类同“绵延”(Duration)的一种隐喻。同样是朋友聚餐、闲聊家常,叙事被淡化至最低限度,观众的目光不再追随情节的推进,而是游弋于人物的表情和对话的内容之间。正是在这种极度生活化的气氛中,一段无法被证实的往事被讲述出来。镜头先是随着老乌的诉说慢慢拉远,仿佛时间绵延的视觉外化,尘封的过去在当下的叙事中重新浮现。在老乌讲述的邂逅故事结束之后,镜头又鬼使神差地渐渐推近人物,让人物的情动之力在达到一定阈限之后能够在近景中显现出来。这时候,在场的所有听众和观众一起陷入这段往事讲述之中,因为这段记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当下的人物状态产生了有机联系。观众不必参与判断故事的真伪,真正需要感受的是人物在回忆、倾听与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共振。从这一角度来看,影片对于叙事节奏的弱化,并非单纯意味着故事性的消解,而是让时间经验和情感流动本身成为可以被感知的对象。 如果说《爱情神话》的叙事淡化需要一部分聚会交流的具体场景作为锚点串联情节脉络,那么,《拼桌》则趋近了叙事线索的“蕴藉化”。“散文化电影的情节‘碎化’时,叙事线索隐藏起来,受众不易品读出来,就如同揣摩其蕴含的主旨一样困难。”《拼桌》里,这一蕴藉化的叙事线索成为了具象的食物和抽象的味道,从而成为了该片生活化气氛营造的重要元素。导演吴靖在处理餐桌表演的调度时,也强调一种“生活流”的表演方式,她主张从有关食物的戏份处理,即从寻常本身出发进行美学层面的拔高。“中文里面‘味道’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味是特别形而下的、特别直观的一种感受,可是你通过品尝食物,会到达你的心灵,甚至能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也就是我们说的‘道’。美食这个东西,它可以浅也可以深。”[]影片开始时,主人公陆拾谷和张嘉怡吃饭同点一道“酱爆猪肝”,却因菜品售罄而不得不面对陌生人拼桌的尴尬与默契。陆拾谷主动指出张嘉怡的“吃法”有误,开启了两人有关味道的交流。几次拼桌过后,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一天晚上,陆拾谷特意说服老板娘从已打烊的面馆打包了一份蟹黄面,带着张嘉怡来到天台共同分享。这份蟹黄面已是“越界”的情感表达,冷静沉稳的程序员主动打破了自己的社交准则。两人在天台分享蟹黄面时,张嘉怡感叹“来一碗肉丸子汤就好了”。这句不经意的感叹,激起了陆拾谷深埋心底的关于父亲的回忆。这一幕中,影片叙事依旧是极度克制的,摒弃了闪回或是旁白等现代电影技法,镜头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两人的身影,背景是魔都璀璨的夜景,而个体相互依偎的渴望在其中真实地闪烁着。影片最后,张嘉怡的外婆在弥留之际仍然想念一份“辣椒刀豆”,陆拾谷带张嘉怡到了一家神秘的米粉店,终于找到了这一味道。陆拾谷没有走进店面,老板娘也只是目送着他离开。这里影片刻意以留白处理了老板娘与陆拾谷父亲之间的往事,通过不点破的含蓄方式表述。这种蕴藉化的处理使得真相不被直接道出,而是等待着观众全身心感受气氛本身,细细品味食物背后的岁月之味。 四、感官共振:生活化气氛的知觉路径 上海电影主动选择日常场景中的散文化表达倾向,在近年的美学实践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并在延展的感性时间中,使用具体的物件特写和视听语言建构立体的知觉矩阵,从而激发观众的感官共振,这也是生活化气氛生成的重要机制。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的“通感”,因为其并非感官之间的修辞转译,而是一种身体的察觉特征。“避免使用通感概念可以解释为:事情并不在于,属于某个感官领域的某个特征被归给另一种感官领域中的现象,比如被归给声音”,“但关键的地方在于,感性知觉无论如何都能抵达包括自身察觉在内的广阔领域,这样,所谓的通感就产生了。”这意味着,波默意义上的通感体验,就是感性知觉本身具有的统一性的表现,身体不是通过五种感官分别接收信息,而是直接感受环境的气氛。 “对于人和人的日常生活来说,感受的实在性既是生活行动的出发点,也是生活行动的归结点。日常生活意义的美学阐释,就开始于对这种感受实在性的确认。”电影艺术中,这种整体性的身体感受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通过特定事物选择与技术表现的整合。波默在论及物与气氛制造的关系时指出,“对物是什么而言,对物在其中展现自己本质的方式而言,物的声响或气味乃是特征性的东西。声响和气味,用我的术语来表述就是:迷狂,规定了笼罩着物的气氛。”由此可见,从气氛感知的角度来看,物的本质不是其抽象属性,而是其可感知的在场方式——物需要通过声响或是气味等可感特征走出自身,在具体环境中弥散为气氛。然而,气氛美学的相关论述主要基于自然知觉与舞台布景等物理空间的在场经验,观众的身体也是在场性地置身于气氛之中的。电影观众则不然,他们的身体无法直接处于银幕空间之中,物的迷狂因此需要经由特定的视听技术中介才能被激活,从而在虚构的影像空间中重新获得可被身体接收的感性刺激。“电影摄影机可以作为我们如何用身体感知空间、投射空间的放大器”,特定的音画设计可以配合摄影机形成一种更为完善的“感官放大器”,主动地放大日常生活经验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感知细节。近年来,上海电影生活化气氛营造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关键所在,正是依赖于媒介工具对日常物之迷狂(Ekstasen)的精确捕捉与传导,使观众得以通过银幕介质完成一种身体可感的气氛降落。 日常生活中作用于感官的海派生活元素,可以在作者处理后的影像再现中加魅,从而参与生活化气氛的营造之中。《好东西》中设置了一个拟音蒙太奇的华彩段落,煎鸡蛋、吸尘器、晾晒衣服等日常家务的音响,在孩子的天真烂漫的感知中成为了大自然中的声音馈赠:下暴雨、龙卷风、打雷……这种“打破习惯性的方式来体验过于熟悉的物体、环境和事件”,在生活化气氛生成的同时,增加了一层诗意的审美体验。原本,煎鸡蛋或是吸尘器运转的声音是劳动行为本身产生的功能性声响,但在拟音蒙太奇中,这些声响不再被识别为“做饭”或“打扫”。听觉只是感受到了粗糙的感官质料,在想象维度和“下暴雨”与“龙卷风”等自然现象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声音效果的形成,离不开声音剪辑技术的精确处理。影片将现实录音与想象声景交替叠合,片中人物的猜测引导着观众的思绪,让观众以为听到了类似龙卷风发出的呼啸声,但是画面没有同步配合,显示出吸尘器在运转工作的日常场景。视听的错位并未制造认知上的障碍,反而在这种短暂的错误中,将日常劳作本身所散发的气氛推至可被完整感受的临界点。于是,声响使物件超越了其目的导向的实用性质,成为一种具有联想可能的感性事件。这种物件声响生发的气氛,使得观众不是被引导到识别声音的理性判断中,而是被邀请进入感受气氛的沉浸体验中。 《菜肉馄饨》则以更为持续和内化的方式,呈现了日常物的迷狂如何在影像中转化为生活化气氛的积累过程。影片中,导演吴天戈引用了大量视觉符号进行城市形象写作,“凤凰牌自行车、蜂花檀香皂、414毛巾、梅林午餐肉、光明、正广和、冠生园等等,不一而足,都在几代上海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沪上市民生活随时代变迁的细部注脚。”这些上海老字号商品在影片中不断穿插,自然而然激起了上海市民共同的感官记忆。“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菜肉馄饨》捕捉的正是这种应当如此的日常生活美学,这种上海故事是生活本身被摄影机照亮的结果,并不提炼事物观念上的本质而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感觉。这些日常商品的气味,从物件本身的商品性中解放出来,成为“上海味道”的索引。影片的结尾部分,老汪的儿子主动为父亲做菜肉馄饨,儿子洗菜、合馅等烹饪动作构成现实时间的主轴,摄影机以近景和特写持续凝视这些手部动作,案板叩击声、菜刀落砧声、热水沸腾声全程几乎不被配乐覆盖。正是在这层日常声响的底色之上,回忆的场面切入:同一厨房空间中,老汪逝去的老伴与老汪、儿子一同包馄饨,老夫妻谈论给儿子找对象,言语间的斗嘴笑声弥漫于蒸腾的水汽之中。画面中,烹煮的馄饨冒着腾腾热气,在厨房环境中营造出一种家庭团聚的温馨氛围。而后镜头再切回现实,儿子独自站在同一案台前,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声响,气氛却已截然不同。这种交叉剪辑所附带的情感力度并非来自情节信息的传递,而恰恰来自两个时空中物的声响的高度同质性与现实人物在场断裂的矛盾。此处视听技术的作用不在于奇观化处理,恰恰相反,是以极度克制的方式让物的日常声响保持其本来面目,同时通过较为充分的镜头停留和声音呈现,令这些迷狂之物的气氛释放效果得以最大化。当儿子与父亲一起品尝这碗馄饨时,馄饨的滋味与其所激发的回忆共同营造了一种治愈性的生活化气氛。这种气氛不是通过戏剧性结局中的和解场景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最平常的饮食本身缓慢地渗透进父子之间。老汪内心的孤独,在这一气氛中得到了现实的慰藉,其停滞的体感时间重新恢复了线性流动进程。亡妻的离开,从一种需要被不断“显形”的执念,升华成为一种内在于日常生活的情感绵延。正是这种内在于日常生活的美学力量,让人物从“过去”的偏执中走出来,回归到对“当下”关系的再构建。 视听机制的作者化处理可以增强日常经验的感受力度,也可以制造留白为观众的身体感受创造间隙。这正体现了近年上海电影生活化气氛营造的核心技术逻辑:不是用技术制造陌生感,而是用技术还原并放大日常物本已具有的感性强度,从而使观众在银幕前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气氛接触。说到底,气氛的“作用是双向的,因为它存在的位置既无法精准定位在电影本身,也无法定位在观众身上。只有当这两个主体(电影与观众)相互接触时,气氛才应运而生。”观众所做的只是携带自身已有的经验与情感,进入个体与影像相互作用形成的间性场域之中,观看本身成为了一种个体通过银幕故事所完成的现实性重逢,而非调动理性思辨的再度解读,影像气氛所达到的外溢效果也在二者的交互之中完成持续扩散。 四、生活化气氛的美学贡献与未来可能 上海电影营造生活化气氛的美学实践,是对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在当代语境中的一种拓展,也是电影创作寻找未来路径的一种可能思路。 首先,这种营造气氛的影像并非对日常生活的照相式复原,也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范式,而是通过空间的生活化、叙事的散文化与感官共振的实现,使得日常生活在银幕上自然显现为一种可浸入的交互界面。这个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性人物将逐渐靠边,真实生动的“状态中的人”成为了主角。“由‘情节中的人’向‘状态中的人’的转向,由‘叙事中的人’向‘生态中的人’的转化,显示了上海电影学派在文化维度上的新追求。” 其次,生活化气氛提供的情感连接方式,是对信息密度暴增与技术手段升级两个影像发展方向的美学抵抗。它不依赖复杂情节,也不调用新兴视听技术,它做的是另一件事,即通过影像重新组织日常生活的感知经验,搭建一条通向观众的、真实朴素的沟通桥梁。这可能更接近电影艺术的本质,让观众重新了解生活,而不仅仅消费影像。同时,生活化气氛也为地域电影抵达普遍性共鸣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上海电影的生活美学实践,虽然主要扎根于上海的都市空间和文化经验,但它的价值并不局限于上海地方。看似地方性的展示,恰恰因其创作的具体性,向其他地域电影创作提供了借鉴可能。也就是说,越是扎根于具体的地域经验,就越可能触碰到永恒的人性维度。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气氛的营造不仅涉及空间、叙事与感官,还潜在地关联着时间维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电影气氛不仅是空间情动的媒介,更是一种被高度形式化、时间化的情绪与感知的调度系统,它让观众的时间体验跟随电影气氛的营造而发生加速、减速、悬置或流淌。”当观众沉浸于生活化气氛之中时,其观影节奏和情绪起伏往往在银幕气息中介下形成共振,从而导向一种深层的时间感受。这种独特的时间体验,在《小城之春》独特的音画处理中已经开始显现。近年来,上海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再度触及了这一议题的端倪,当观众沉浸于银幕上的日常空间与感官氛围之中,时间不再是被物理度量的对象,而成为被共情的实在。这种影像时间体验究竟是生活化气氛的必然延伸,还是需要独立建构的另一个讨论维度?它在上海电影的其他作品中还有哪些具体呈现?它是否会导向一种具有中国电影特色的“时间-影像”(time-image)?这些问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 总体来看,上海电影的美学焦点逐渐从对社会结构的宏观审视,转向对生活化气氛的积极营造,进而展现出更加注重个体生活经验的人文关怀,这一转向具有重要范式意义。面向未来,在媒介环境加速演变的今天,这种细腻的美学表达或许可以穿透技术迭代的狂欢盛宴,与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建立稳定联系。上海电影的发展,必将是在地性与全球性共存的,只有不断探索贴合时代的影像生产路径,上海电影方能真正成为既扎根东方巨港,又能与世界对话的美学力量。 (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电影学院二级教授;汪亦春,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研究生。原文刊于《电影新作》2026年第6期,注释请见原文。)